回到家中，他想痛痛快快的对程长顺发发牢，大骂日本人一顿。可是，他没敢扯着嗓骂，他晓得对门有两家日本人。他挤咕着近视，低声的咒诅，希望既不至于被日本人们听见，又能得到长顺的同情。

在选择这个营业的时候，外婆与长顺很费了一番思索与计议。长顺知自己没有什么力。他只认识破布烂纸，而打鼓儿的须能鉴定一切。其次，他晓得自己的心不狠毒；他自己是穷人，不能去实行"不杀穷人没饭吃"的理论。可是，他也看来，经验不是由一天得来的，老不敢去试一试，他便永远得不到它。

最初，他只买旧报纸与旧瓶什么的，这些几乎都有一定的价钱，他不会吃亏。拿到市上去卖，这些东西也有定价；赚的不多，可是有一定的赚。他须卖相当大的力气，挑来挑去这些破烂而沉重的东西，他可是不敢惜力：他已是个有了家室的人，必须负责养活他的老婆。

至于自己的心不毒辣，他以为，倒不算一件要的事。他愿意公平易。能公平，生意必多，他还能挣上饭吃。

这个生意不大好作。第一，打鼓儿的必须有睛；看见一件东西，要上能断定它的好坏，与有没有路。有睛的，能买到"俏"——也许用烂纸的价钱买到善本的图书，或用破铜的价钱买到个古铜。反之，没睛的，便只能买到目所共睹的东西，当然也就没有俏。第二，必须极留神。万一因贪利而买到贼赃，就上有吃官司的可能；巡警与侦探专会由打鼓儿的手中起赃，而法律上并不保护他们——拿不到犯人，便扣起打鼓儿的来。这在以前是如此，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更是如此。第三，必须心狠。打鼓儿的与放账的一样，都是吃穷人的。卖东西的越急于用钱，打鼓儿的便越咬牙价。用最低的价钱买，以最的价钱卖，是每个打鼓儿的所必遵行的；没有狠心趁早儿不用这一行。第四，必须吃苦受累。每天，要很早的起来，去赶早市。然后，挑着担去串小胡同，敲打着小鼓唤醒穷人的注意。走许多条胡同，也许只作一号生意，也许完全落了空；但是，脚不动，买卖不来，绝对不能偷懒。

况且，他的确知自己不怕跑受累。过去的沿街叫唱留声机，与赶早市收买破烂，都是跑的事情，他愿继续这么办。再说，尽天天要跑路，可是游游的，也自有它的自由。是自己的，愿往哪里去，便往哪里去；愿几时发或停止，便几时发或停止。他有完全的自由。这个，恐怕就是这营业的最大的诱惑力。

外婆最不放心的是怕长顺买了贼赃，吃上罣误官司。长顺立誓不贪便宜，一定极留神——他会把卖东西的人的相貌，年纪，地，都用个小纸本记下来，以便有可寻；即使不幸真买到赃，也不至于吃官司。

别的铺已经都裁过人了，现在又添上了粮店。他怎么活下去呢？铺越多裁人，他的生意就越少啊！

在作完了那一批烂纸破布的军服以后，他摸清了"小市"上的规矩与情形，于是就拿丁约翰分给他的一钱作资本，置办了一副挑担，变成个"打鼓儿的"。

小崔太太（现在是小程太太了），在老太太的手下，比从前净利落了许多。她好象说不上来，喜长顺不喜，而只觉得应当尽力讨外婆的心，好好的过日。她现在有了吃穿，有了住。无论她喜长顺与否，她也得打起神去作。没有这次再嫁，她知，她会落成乞丐或女。自然，她还没忘了再

他置备了挑担与小鼓。

可是，长顺已结了婚，而且不久就可以作父亲，（太太已有了）已经不象先前那么生气，闲事，和说话了。他还是恨日本人，真的，但是不象从前那样一提日本人便咬牙，便想逃北平去当兵了。现在，他似乎把养活外婆与妻当作第一件事，而把国家大事放在其次了。有时候，他甚至须故意忘记了日本人，才好婆婆妈妈的由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生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