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不起，胡丽自己带：家里住着的所谓“保姆”其实只打扫。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？好像受过多一教育的女人就该不屑于母亲似的。我生的，我养，怎么样？

不行，男人说，孩需要母亲（这可是你胡丽自己说的），保姆无可取代。而我呢，我下班回来已经累惨了，不能再带小孩。

台湾来访的朋友，不熟的，门来见到两个又蹦又的小孩上就会问：“孩给谁带？”

咦！为什么你得带孩呢？爸爸到哪里去了？你应该和他五十比五十地分担呀！

胡丽当场呆掉。

未来的建筑师不置可否。

现在，到那个爸爸的男人振振有辞了：你怎么能走？孩怎么办？

“很好！那您可以赚儿外快帮孩付幼稚园的学费！”

如果安妮介绍的是个男人，如果安妮说：“这位李大伟先生是个作家”这个成功的

于是我对男人咆哮，嘿，平时我担负了教养孩百分之九十的责任，那是因为我喜，不是因为我“活该”你懂吗？现在，我只想把我的分改成七十，你挑上百分之三十，你竟然抱怨？太过分了吧你！

在和男人斗争的同时，有一天带着孩去一个澳洲朋友家的聚会。女主人安妮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客人，一个五十来岁看起来是个成功的商人的男人（凡“成功”的人都会有一让你知他“成功”的神和姿态）。当安妮说“丽是个作家”时，成功的男人慈祥地答：

生了孩之后，你可以说是贺尔蒙在作祟，我不可自己地上了孩，不只是自己的孩，在路上走着叫着笑着闹着的孩我都忍不住要多看两。几年来还一直想着是否要收养一个不幸的孩，让他分享我满溢的母；只是因为对自己的力不够信任，所以没有付诸行动。好吧，这样喜孩的人，当然不愿意将孩去给别人养，我自己享受都来不及呢！

陈腐了吧？

我说，保姆可以暂代呀！你可以早下班帮忙呀！

然后，渐渐的，我觉得可以去教一两门课，偶尔远门旅行个三四天，透透气，带孩既是全职，那么我也得休假呀！

一个二十二岁的绝聪明的新女向我质问。她在大学里学建筑，通四语言，将来要世界一的建筑师。

谢天谢地，让我个全职妈妈吧！

可是这步算什么？《丽的权利》还没写完，该骂的人还没骂到，我妈妈了，丽的权利受到空前的考验。

我的女主义——我有给她惹了——我的女主义所要求的，是社会给予不同需求的女都有发挥潜能的机会。我现在想发挥的就是一个全职母亲的潜能。爸爸的那个男人碰巧没有像我这样烈的需求和兴趣，因此这是另一形式的公平分。五十比五十是假平等，合个人需求的才是真平等，你懂不懂？

我张结地看着这个面带慈祥微笑、自信满满的五十岁的成功的德国男人。

可是爸爸的百分之五十呢？年轻的女孩振振有辞地：你的女主义哪里去了？

我以为，凭着女人的自觉，凭着人的意志力量，这个陈腐的社会是可以改变的，而且它也已经有所改变，至少，没有哪个大学校长再敢在会议场合叫我“阿”或“小”你不能不说这是步。

呃——因为我喜小孩，我喜看他们在公园里纵情奔跑，喜听他们牙牙学语，喜看他们吃得饱饱的，喜看他们睡着的脸庞，尤其喜抱着孩的觉